吴越钱王之“五水共治”

【编辑:系统管理员点击数:31更新时间:2016-05-10】

吴越地区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其中自然禀赋是关键因素,但先贤治水功绩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吴越钱王,深知水利建设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命脉,对“五水”(江、海、河、湖、溪)进行了系统治理,为吴越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农业社会饮用灌溉的生命源泉。吴越钱王对修筑海塘、疏浚湖泊、整治河道、建造水库、开凿深井、管理运河等十分重视,尤其在钱塘江、西湖和内河的治理方面取得卓越成效,其不朽的水利工程和维护制度,为后世创造了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泽被千年,利及子孙。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开展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为内容的五水共治,推动转型升级科学发展。虽时代不同、内容各异,但钱王治水的精神仍值得大家学习弘扬。

一、治塘控江

历史上奔腾不羁的钱江潮,曾是我国仅次于黄河的一条多灾多难之河。千百年来,常因急流逼岸,潮水冲决堤塘,吞噬田地,毁坏房舍,卷走人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断受到威胁。而且土地经受“潮侵”,咸水浸泡,良田卤化,水源污染,大片荒芜。根据不完全的史料考核,已令人怵目惊心。较早纪述杭州潮灾情况的《旧唐书·五行志》载有:“唐大历八年(773),大风,潮溢,垫溺无算。”仅隔一年,灾难重又来临.“大历十年(775)七月己未夜,杭州大风,海水泛潮,飘荡州郭五千余家,船千余只,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新唐书》也有类似记录:“唐咸通元年(860)潮复冲击,奔逸人城。”不但江堤冲毁,城墙也遭冲裂了。“光化二年(899)九月,浙江溢,坏民屠甚众。”这是钱谬已出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治所本设在润州(今镇江),迁移回杭州,眼看着百姓受潮灾之苦,决心整治江塘,以控制这不羁的钱江潮。

杭州段的钱江大塘始建于三国,大多采用简单的泥土堆积版筑,年久易塌,更经不起激流巨浪的冲击。钱镠召集杭州有经验的水利工程人员一起研究如何改进大塘的质量,并向中原王朝上了《筑塘疏》。

为了百年大计,必须改土塘为石塘,并千方百计加固。首先选定潮灾严重的要害地段重点加强防御——自候潮门至通江门一带,沿线加固成“多重大塘”,即四层结构:第一层为榥柱,每根榥柱长约六米,直径三十厘米,共植十余排,起着缓冲江潮冲击力的作用。第二层称“护卫塘”,先在堤岸的外侧用大木打下木桩六排,每排之间嵌以装滴石块的竹笼,然后再用灰沙混凝土塞紧空隙处。第三层才是真正的“石塘”,用山上采来的大块石板砌成。第四层,是石堤内的保护性土堤,用泥土填夯。如此由“重濠累堑”构筑成的十里长塘,真正发挥了“控江”的作用,终吴越之世未再决堤。

此后数十年间,杭人得“钱氏捍江塘”之惠,过上平安日子。且原先的卤湿地区也逐渐恢复良田,重建村落,或拓展为景区。据《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记载广郡郭周三十里,悉起台榭,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江岸的樟楼、碧浪亭,重又成为观潮的胜地。

由于钱镠治塘时曾率弓箭手参加工程第一线,躬亲劳作,并曾胸怀豪情拔箭射向潮头,以示征服江潮的决心。眼见工程果然按时完成,百姓由衷感激而产生崇拜心理,就流传“钱王射潮降服潮神”的神话故事,这也反映钱氏治江深得民心。
二、凿礁通海

   当钱镠亲统军民投入二十万人工构筑大堤时,心里早已盘算着第二个征服的目标——罗刹石礁。

   据《淳祐临安志·山川》记载:“大石崔嵬,横截江涛,商船海舶经此多为倾覆。因呼为罗刹。”罗刹是梵语的音译,意指食人血肉之恶魔。这片密布江中的暗礁,挡住杭州港的出海处,飞行严重受阻,遏止了吴越的海上贸易。

   吴越在五代十国中的形势是三面受敌;陆路贸易处处受扼,东面海道急需开拓。尤其是后梁贞明四年(918),“吴国攻占虔州,贡道遂绝,须由海道出登、莱,入贡京师。”一直到五代终,“吴越贡赋,朝廷遣使,皆由登莱泛海。”通海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经济上不可缺少。因为从国土与户籍计,吴越是十国中小国,度德量力,认识到“北事中原王朝”以牵制邻近的强敌吴国、南唐,对自己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有利,所以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对王朝的贡奉,以免政治上孤立受困。在经济上,入贡利于市易,可赢得南北商贸的通行证,把本土出产的商品在北方找到市场;捎回北方产地的货物,并赚取银子。但关键是必先凿通石滩、凿平暗礁,并改善港口设施。这是吴越发展经济的战略部署之一。

   为此,对捍江长塘一经筑成,马上督率石工下江平礁,筹建海港。罗刹石彻底消除,才保证了杭州港出海航道的畅通,有力地推进了吴越国向中原王朝的进贡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运贡品走陆路,转辗绕道,费时费力,有时遭遇沿途割据者拦袭;改由海道运输,便捷得多。钱镠在沿海不少城市设立“博易务”,派出专使在境外接应联络,及时处理商务纠纷,保证同各国间官方通商互市,以及与民间广泛通商,商务蒸蒸日上。钱俶即位后,目睹出海之便与通商之利,缅怀其祖父当年通海的功业,赞叹道:“吴越地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有诗僧契盈在侧口赋名联:“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朝。”联中“朝”字有“朝贡”与“江潮”双重含义,表达了乘潮通海、进贡贸易的重大意义。为了照顾航船进出港口,建起灯塔,光照钱江上,“灯通海客船”,平安导航,除了朝贡京师,吴越与吴、南唐、闽等沿海邻国都开展通商,海上贸易成为吴越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吴越重臣罗隐在所著《杭州罗城记》中记南北海运之盛说:“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杭城成为南来北往海上贸易的商品集散地,贸易收入相当可观,港口街巷热闹异常,大船可在杭州港起锚。

   杭州海港繁盛,不断吸引外来商船,往往集结成队。据《十国春秋·吴越国》载:“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欧阳修《有美堂记》赞美吴越港城之繁荣:“杭州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市舶司常设于杭州,久远而益明显地反映出通海之利。
   三、浚淤撩湖

   西湖历史上曾多次因淤塞严重而奄奄一息。中唐白居易浚湖以后,唐末世乱无人顾问。至吴越建都时,已荒废90余年,西湖葑草蔓合,淤塞十分严重,蓄水减少,湖面缩小。

   后梁太祖接替唐代伊始,封钱镠为吴越王,敕建王府,改故乡临安为安国县,广义乡为衣锦乡,不久又册尊钱镠为“尚父”。梁开平二年(908),钱镠开始筹建王城,时有方士献策:填筑西湖,以建王府,可保国运千年。文献记载一段有趣的对话:“方士登门献策道:‘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筑西湖以建王府,三面云山一面城,王气可聚而不散,王府建此,藏而不露,垂祚当十倍于此。’钱王回绝说:‘百姓借西湖水以灌田,无水即无民。况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岂有千年不换人主,我有国百年足矣!”’这里反映钱镠把西湖看得比国运还重,他深知杭州百姓不能没有西湖,而偏安的小国不可能长期保持独立存在。他最后决定建王府在凤凰山,将府治扩建,建为据险以守的牙城。

   三代吴越王对西湖多次进行了整治:第一次在后梁开平四年(910),疏浚淤泥。第二次在后唐天成二年(927),置撩湖兵士千人,使治湖工程制度化,专门有人经常负责维护。第三次在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浚涌金池等三池,自城隅沟通了西湖与运河之间的水流与交通。后人赞许钱氏这种“以民为贵”的立国思想,流传颂词:“牙城旧址扩篱藩,留得西湖翠浪翻。有国百年心愿足,祚无干载是名言。”钱氏不但保住西湖,其治湖工程的规模与持久性,均超过了前贤白居易。杭州的“西湖时代”史册,由此正式展开。

   四、护田治河

   说到杭州的水,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以杭州为终点,殊不知唐末至北宋统一前的几十年间,由于藩镇割据、各国分裂,运河不能畅通。北方运河沿线遭受藩镇拉锯和农民战争的破坏严重,平时缺少经常的整治;唯吴越在“保境安民”国策下,维护社会安宁,保障运河水利,完善治水措施,充分发挥了河湖港汊纵横交错的优势,促使浙西地区逐步成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吴越专门设置都水营使,主管两浙水事。下设撩浅军,是一支庞大的水利建设工程兵部队,总人数在万人以上。常驻西湖的撩浅军(撩湖军)千人,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实行的也仅属两浙水事的一项子工程。主体工程的重点在沟通杭州为主的三吴城区内河支流与江南运河的网络水系;其次是萧山西兴塘至越州、明州与浙东运河的网络贯通;开挖港浦,疏通河道,便于运输和灌溉。

   杭州城河本是江南运河的终端水网,分外沙河、中沙河、里沙河,合称三沙河。外沙河亦称菜市桥河,即今东河,南自龙山闸向北,在风山门附近与中河分支往东而北,入候潮门北的保安水门转入东河。中沙河亦称茅山河,自贡院东桥经王老巷、乌龙巷、高桥巷、梅花碑,至凤山门汇人中河。里沙河亦称盐桥河,即今中河,北起新横河桥,与东河汇合,向南与中沙河汇合,至闸口直达龙由闸。这三沙河的部分工程虽始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和咸通二年(861),但工程设计存在缺陷,工程质量也不够完善,以致唐僖宗光启三年(887)钱镠进杭任刺史时,发现三沙河已严重淤塞。经考察知道三沙河由于连接钱塘江海道航运,每当潮汐高涨时,海水常夹带泥沙倒灌进来,才造成河道淤塞的。针对这种状况,他主持建造龙山闸和浙江闸,阻遏江潮。闸是一种有门可以启闭的水利工程建筑物,既可阻水,也可泄水,开启时还可放人钱塘江上游流下来的竹排、木排和小船。同时利用西湖水来适当补充运河水源。治理运河是撩浅军主力的首要任务,他们有计划地把隋代遗留下来的江南运河杭州段加宽加深,便利航运;沿河开掘塘泾,形成河道纵横分布,脉络贯通溉区呈现江南水乡特征,郊田得到灌溉。

   鉴于浙西多低洼地,又与太湖邻近,易遭水涝淹没,在抗灾的实践中认识到防洪是经常性任务,需要制度化和组织化,除了撩浅军承担水利工程外,还从军队中抽调健壮的士兵成立“营田军”,动员农民组织“撩浅夫”,在都水营使统一指挥下创建低地漫长的“防水护田土堤”,营造大面积圩田。护田土堤比捍江大堤简单易行,堤岸不高,分区营造,不必抗御激流巨浪,施工难度较小,但重要的是平时管理,经常巡视,不断维护,遇有险情,随时加固。军民配合防洪护田,使过去经常遭遇洪涝的低地,也可以旱涝保收。


   五、调节湿地

   钱镠治水的重要经验之一是重视低湿地的水流调节。浙西地方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钱王沿塘置泾,由泾以通港,使塘以引水,泾以均水,塍以御水。脉络贯通,以纵横分布,旱涝有备,仿佛井田遗像。”就是按水利地势,多开河道支流、小泾,以防水涝、外溢;同时充分利用低湿地发挥蓄水调节功能。

   一般人都知道防洪依靠筑堤,但钱王认为筑堤的同时,还需开浦、置闸,即防涝与疏导相结合。用他常说的一句话:“治水莫急于开浦,开浦莫急于置闸”,通过一系列的堰闸设施来完成水流调节。开浦,就是开通接连大河的水渠。《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堤岸高厚,则水不能为害,而可使趋于江也。”又说,塘以引水,泾以均水,塍以御水,脉络相通,纵横分布,旱涝有备,“旱则运水种田,涝则运水出田”,集防洪与灌溉为一体。

   浙西环太湖流域自古是水网沼泽地,自然会演变成大大小小的许多低洼的湿地,只因历来人工的过度开发,对原始风貌极大破坏,以致湿地数量减少,面积缩小。吴越钱氏出身于“世田渔事”之家,熟悉农田水利,深诸水流调节的规律。懂得湿地保养的必要,其垦殖不作竭泽而渔,而在开浦置闸的治水过程中保存了湿地。

   在吴越钱氏眼里,西溪湿地兼有以上两方面的价值。其位置处杭城之西不远,曲水弯环,群山回绕,在武林山以西余杭塘河西岸的水网平原,有西溪“薄余杭界,自分金岭挟上埠溪诸涧细流,刻原田,穿市镇,逆受余杭南湖之侵,并三十六里,过生桥,会干江,注古荡,与湖合”,上述古西溪状况见于《咸淳临安志》和明《西溪旧志》。余杭东南面这片辽阔的水网平原,面积达六七十平方公里,包容有溪、涧、湖、荡、江、泾、塘、塍……以细流送水,曲折平缓,沟通着江与湖,具有天然的抵御洪水、调节泾流、蓄水防旱、调节气候和美化环境等作用。但是在东晋以前,这里并未为人注意,只有伴随着杭州城市的大发展,又得到农民出身的吴越王作为知音,西溪湿地才开始受到官方关护。《杭州府志》记钱王在余杭东南广置堰闸,广开泾浦,调节水流:“余杭县东南旧原有堰,唐会昌二年(842)废,吴越王复置。”“乌龙笕在余杭县东,承金秋堰之水,南灌安乐,直至钱塘,乃武肃王(钱镠)所置。”倪连德著录《吴越国水利工程一览表》,在十五项大工程中,有两项涉及湿地:一是余杭修堤筑堰制水,防涝防旱。二是濒湖常设撩浅军,筑堤闸,浚河渠,防洪抗旱。对照方志所记“钱王沿塘置泾,由泾以通港,使塘以引水,泾以均水,塍以御水,脉络贯通,纵横分布,早涝有备”,至今去西溪实地参观,犹觉历历在目。按塘是堤防、水池;泾是沟渎、水渠;港是港湾、小河;塍是塍岸、界路;堰是拦河水坝……这一切都集中呈现在西溪湿地的现实场景。

   唐末五代以前,这一带末见有官方的水利施工记录,经过吴越钱氏到此整治以后,留下镇一带开始兴盛起来。宋室南迁时,宋高宗对西溪的水环境和滨水小镇十分迷恋,一度有建行富于此的说法。后来因凤凰山更加理想而作罢,改口说“西溪且留下”,“留下”之名由此而得。

   以上治塘控江、凿礁通海、浚淤撩湖、治河护田和调节湿地,合称整治“五水”——江、海、河、湖、溪……取得成功,终于成为杭州兴盛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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